日前，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在今年“两会”上提交了一份议案，建议“对商业银行法作出修订，增加允许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的规定”，再度引起业内对混业经营的关注。混业经营虽是国际潮流的大势所趋，但结合我国国情，笔者认为，混业经营应当谨慎。

　　国内金融业在改革开放之初实行的是混业经营，到了90年代初，由于出现了银行资金大量涉足证券、期货、房地产等领域，金融风险陡增，国有银行剥离出来的数万亿不良资产就来源于那个时期。为了控制日益严峻的金融风险，1993年国务院发布《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》，明确了对银行业、证券业、信托业和保险业实行“分业经营、分业管理”的原则。1995年通过的《商业银行法》更是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银行业分业经营的原则，构筑了中国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法律基础。

 
　　一直到2004年，混业经营在法律层面上才有所松动，新修订的《商业银行法》有一项修改备受世人关注。原来旧《商业银行法》规定，“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，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”，而新的《商业银行法》则将其修改为“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，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，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”。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，这给商业银行未来混业经营留下了发展空间，体现了我国金融业立法价值取向的重大修正，但对混业经营仍持极其谨慎的态度。

　　笔者认为，目前我国法律对混业经营的规定是符合国情现状的，必须在国家的严密监控下谨慎推行。从外部环境看，我国目前的法制环境、金融监管制度体系等，与实行混业经营的发达国家相比，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，目前尚不具备从法律上完全放开的条件。

　　首先，从法律渊源上看，我国是成文法国家，法官只能适用法律，不能创造法律，面对形形色色的金融案件，当法官无法从现行法律中找出可据适用的条文时就可能束手无策，在法律上就存在着“真空地带”；而在美国，由于司法制度不同，当法官无法从现有法律条文中找出适用原则时，他们可以依据过往的判例“创造”法律，根据“公平与良知”原则来作出裁决，这样面对形形色色的金融案件时，法官可以灵活地予以裁判。

　　其次，从违法成本上看。由于我国是成文法国家，法律对各种行为的后果已经事先作出了规定，缺乏灵活性。行为人在行为前可将预期利益与违法成本进行比较，从而选择是否为之。现实情况是，我国的金融违法成本较低，实际上这也是为什么证券市场上内幕交易、虚假陈述、信息披露不实等现象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。而在美国，由于个案不同，行为人基本上无法事先预测违法成本，这对他们心理上形成了强大的威慑。就内幕交易而言，由于举证责任分配不同，在美国，被告人要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交易不是在获知内幕消息后作出的，其难度可想而知；而在中国，举证责任则在起诉方，起诉方要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人是在获知内幕消息后交易的。举证责任的倒置，客观上大大降低了行为人违法成本。

　　再次，从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情况来看，虽然目前我国成立了“三会”分司监管职责，监管力度也不可谓不大，但监管手段与监管经验存在很多不足，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尚不能同日而语。

　　目前我国金融市场还不成熟，司法体系尚不十分健全，金融监管力量仍有待进一步加强。如果完全放开实行混业经营，一旦资本市场出现大幅波动，必将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。从国家金融安全角度考虑，笔者认为，从法律层面上完全放开实行混业经营，目前时机还不成熟。